我见证的外语学院

翻译系 王克友

外国语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年代的青岛年月，那段辉煌的岁月我也只能从校史里了解个大概，从山大迁址济南到文革动荡、从拆分撤并到恢复建制，从70年代的工农兵时期到80年代的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外语学院也从昔日的外文系形成今日之规模。其中的经历恐怕也和学校的历史同样坎坷曲折，逸闻趣事仅仅从前辈师长那里道听途说。我亲身经历的外院历史，就只能从自己进山大当学生开始讲起，时间跨度是90年代到现在，而且只能挑选我较为熟悉的英语方向的人和事叙述。

我1990年考取山东大学外文系的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翻译理论与实践。当时还有一个与外文系平行的专业外语科研单位是美国文学研究所，简称美研所或美文所，后来成立外语学院时两个单位合并。

当时外文系的主任是李乃坤教授，记得考研时不知道考哪些课程，和同学莽莽撞撞地抱了个西瓜打听着找到了李老师的家。身为教授的系主任把两个外地的陌生学子让到书房里，给我们简单介绍了必考的科目和一些参考书，让我们喝茶看他书橱里的藏书，他便忙着写东西。这是我第一次和外文系的老师接触的场景。如今在大学衙门化、学者老板化的时代，回想起那时的外文系师生缘，却是再也不敢奢想的事。那一年外文系和美研所共招收了12名研究生，分属文学、语言学、教学法、翻译四个方向，我和侯萍萍、刘刚（如今是刘金行长）三个读翻译方向。93年毕业时好几位同学留校当了老师，我也是那一年正式成为外语学院的一员。

入学后我成为董元骥教授名下的学生。董老师给我们讲翻译理论及汉译英，他的专长是汉译英而且词汇量极为丰富，犄角旮旯的英文词儿他都能信手拈来，简直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李玉陈教授给我们讲古汉语英译，让我见识到他对英语句法和汉语结构的真知灼见和深厚功力，上课讲评我们的译文常常令我们羞得面红耳赤。李延福老师讲语言学概论，他编写的教材曾是全国屈指可数的顶尖通用教程。朱泽汉老师讲英译汉，说话略带南方口音，但批改作业特别认真，每篇都附有成段的评语，令人感动。王治奎老师讲美学翻译，上课和内容一样有艺术美感。前面提到的李乃坤老师是教美国文学的，所以我没能选他的课，但通过他知道了狄更斯。还有安增才老师是教授英国文学的，曾把《诗经》和《礼记》译成英语，译文被国外学者摘引。安老师早已过世，我的导师董元骥教授也已作古。最痛惜的是小我好几岁的同学加同事侯萍萍副教授，兼任院长助理、MTI中心主任，因积劳成疾，不幸英年早逝。

除了我们这一届同学，上下级同学也有不少是毕业留校任教的，因为当时留校当老师算是较为佛系的一种选择，而且济南也引不来北上广的高学历毕业生，所以教职工多数是本校毕业研究生留校任教。从跟着老师当学生，再从学生变成老师，薪火相承，学风相继，也维持了外语学院的精神风貌。工作后很多的同事，往往不是师生，就是上下届的同学，大家彼此也都熟悉，知根知底，工作上容易互相照顾配合。虽然后来发展的结果并不一样，际遇不同，前途各异，有的升了官，有的出了国，有的成了荣誉等身的知名学者，也有的和一开始没有什么不同，我属于最后一类。

记得刚毕业的年轻老师必须上两年基础课，当时英语教研室让我给学生上的是英语语法课，因为我当过多年中学老师，这一块非常熟悉，所以也不难。后来开始上基础英语课，也叫精读课。几年后我才开始上翻译课，终于专业对口，学以致用了。虽说研究生毕业什么课都学过，给本科生上什么课都差不多，但对于科研来说，还是教、研相一致好些。我上翻译课之后，才感觉学翻译虽然不易，讲翻译其实更不易，把翻译课讲好尤其难。为了上好课，才认真下功夫做些翻译实务，琢磨其道理，因为自己译过的东西，才真正明白其棘手之处。除了上课，那些年还要求教师有下基层经历，所以不少同事都要到一些地方“锻炼”，类似后来的“支教”。因为我是从山区考来的，已有类似底层工作经历，但组织上依然派我到临朐县的一个教师培训点讲了一学期课。

那时的老师的工资不高，彼此收入差距不算大，况且留校当老师的都没有想过发财。在“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经商挣钱环境下，由于经费有限，各大学不得不搞“创收”，能给老师提高一点待遇。后来全国开始扩招，外语学院各系的班级规模和人数都在增加，此外还有夜大班，还开办了自学考试辅导班，还有其他各种花样的校外办学方式，主要目的是创收。这种做法直到后来国家开始211、985工程加大高校投入，通过各种项目基金和科研资助向高校提供资金保障，才扭转了靠收费办班稳定教师队伍的风气。

记得93年左右，山东大学开始校院系三级体制改革，外文系升格为外语学院，原来的教研室变成系或研究所，系主任变成院长，形成目前的院长、多位副院长、院长助理、专职秘书、各系主任、系副主任、院办公室、科研、教辅机构、学生管理机构、党团组织机构的庞大行政体系。现在即便是非领导职务的专职老师们，头上没有几顶官样头衔的也已经很稀罕了。

2000年山大合校，原山东大学、山东工业大学、山东医科大学的外语教研室也合并到外语学院或大外部，再后来大外部（也称公共外语教学部）也划在外语学院名下，虽然经费及人员还是彼此独立运行，但人员的交流更加密切。在此背景下，外语学院的队伍不断壮大，当初外文系的英语教研室，变成了英语系，英语系又独立出应用英语系，之后又成立了翻译系（英语）。目前我所在的单位是翻译系，成立于2006年，最早的成员多是硕士研究翻译方向的，如侯萍萍老师、孙昌坤老师、张兆刚老师等。

在从系到院、从扩招到合校、从单纯教学向重科研的转型过程中，外语学院的师资科研队伍也在不停地新老交替，每年都有人员进出。最容易记住的当然是院长更替了，因为每次都开大会郑重宣布。外院成立后先是由当时的外文系主任改任院长，接着是王守元院长（任中病逝），郭继德院长，后来是具有国际化背景的李德凤院长，接着就是现任的王俊菊院长了，她也曾是外文系毕业留校的师姐。副院长有很多，分管不同门类的工作，还经常轮换，故无从一一介绍。其实我一直都不太清楚哪位院长具体分管什么工作，因为极少与领导们打交道，偶有事情碰到哪个领导就直说，然后再让我去找某某，才约略知道领导的分工。

高校从教学向科研的转型过程，也伴随着人才引进和竞争加剧，后来曾做外院副院长的几位老师都是经人才引进来到山大外院的。最早的是王守元院长，他是从加拿大获得博士学位，但来外院后在院长任期内不幸病逝。后来又引进了两位外校博士，分别是刘振乾和苗兴伟博士，两人在外院做过多年副院长，现在均已调任其他院校高就。外语学院经过人才引进获得了博士点，开始培养自己的博士生，较早成为外院博士的是李扬老师和王勇老师，两人后来都成为副院长，李扬老师也已离开山大去上海任教。王勇老师学的美国文学，语言功底很好，深受学生欢迎。胡兆云教授好象是在山大中文系读的博士，硕士学语言学，但翻译也做得很好，后来去了厦门大学任教。

和我一样的普通老师中，年轻的有出国深造的、随夫移居的，也有正常调离的，但多数是兢兢业业在外院干到退休。虽然她们在外院史上难以留名，但在我心里还是很怀念的，常常想起退休后的老前辈。如壮志伟老师、王世苏老师、梁舒群老师、李学珍老师、温洪瑞老师、牟俊贞老师、李绍明老师、生文老师等。记得和梁老师一起教过基础英语课，和牟老师一起编过翻译教材，和李学珍老师一起在托福办公室值班。没有跟李绍明老师上过课，但知道他很有名气，他的才华也是读了他退休后的游记散文才领略到的。这些老师的时代还不太强调科研发表，后人很难从期刊文献里找到她们的名字，但我相信她们，还有很多俄语系日语系的老教师们，她们为外院奉献一生，对学生的关心爱护点点滴滴都被学生记在心里。还记得丁原冀老先生，退休之年上课时依然中气十足，声如洪钟，在走廊里清晰可闻，让我异常羡慕。

当年老师们退休时，系里都会举行送别茶话会，同事们送上祝愿，同时也知道某位老师已经退休。后来管理越来越“科学客观”，退休了就是到人事处办上一系列手续，除了领导，其他老师开学后好久不见其人，问过才知道退休了。人来和人走都变得契约化、程式化，一道手续，便与单位成路人。这是管理行政化的无言结果，外语学院虽然感觉师生同学间人情味重些，依然逃不掉整个体制的约束。不知道30年代、50年代、70年代的外文系前人，和现在及未来的外院人是否会有同感。但无论个人感觉如何，我们和前人一样，每人都在一笔笔书写着外语学院的当下，它决定着未来，也化为历史。我再有三两年也要退休，所以有感而发。幸逢外院90周年院庆，且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付诸文字，未免叙述挂一漏万，评说或有偏颇。借用严复对翻译的告诫，但求达旨，不敢言信，敬待同历者雅正。

2020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