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的“好”只有毕业后才知道

外国语学院2012级博士生 张广勇

（现为贵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今年9月，山东大学外语学院即将迎来建院90周年华诞。在国内高校中，外语学科经历这么长历史的发展，恐怕不多。这不仅是山大值得骄傲的一件事，也是国内外语学界的一件幸事。在90年的光辉历程中，从外院走出去的“外语人”不计其数，他们就像外院院徽上的院花“丁香花”一样，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绽放，香飘四方。

有幸成为这万千“丁香花”中的一朵，这是每一个“外语人”的幸事，于我则是万幸之事。我出生在贵州，在贵州本地读完大学后留在学校工作。我与外院的结缘，还要从考博说起。2012年出国访学回校后，自己决定考博。在选择报考单位的时候，我选择了山大。为什么选择山大？身边的同事常常问及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济南离贵阳有两千多公里的火车车程，读书更应该选择离贵阳更近的广州或者重庆。他们不知道，其实我在之前通过各种渠道对山大、尤其是山大外院有过深入的了解。我知道她的悠久历史，“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的办学宗旨让我看到了一所大学应有的视野和胸怀。更让我敬仰的是山大外院有一批国内外语学科享有盛誉的学者。对于自己能否考上，我当时并没有信心。因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五年的长远规划，如果五年都考不上，那就说明自己真的不是这块料。所以第一次报考并没有报太大的希望，考完之后就一门心思的去学驾照了。有天下午与老婆出门去驾校的路上，手机突然响了。从裤兜里拿出手机一看，是一个来自济南的陌生号码。我平时有一个习惯，对于陌生来电一概拒接，这大概是许多被骗子电话不胜其扰的人的惯常做法。正欲挂掉的时候，老婆一把抓住我的手臂，提醒我说，“你今年不是考了山大的博士吗？快接！万一呢？”这一提醒让我大胆接通了电话，也从此接通了山大和我的联系。电话其实是山大研招办老师打来的，通知我参加复试。有了这次经历之后，我逐渐改了“陌生电话一概不接”的习惯。

坦白说，在山大读博的生活其实有些单调。我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生活的范围主要限于外院所在的洪家楼校区，每天生活的常规路线就是从食堂到宿舍，再从宿舍到食堂。山大的“大”在国内早已名声在外---三地八个校区，而我常年蜗居在洪家楼校区的宿舍，去过最远的其它校区就是中心校区，那也是因为上课和必要事务不得也而为之。博士生不像本科生那样同学多、课程多、课外活动多、接触的老师也多。除了上过课的几位老师外，我接触最多的就是自己的导师。因此，对外院的印象主要是关于导师的印象，导师对我的影响也就是外院对我的影响。

我的导师是山大外院的王俊菊教授。王老师不仅是博士生导师，还是外语学院的院长，同时兼任许多学术职务。因此，王老师的繁忙可想而知。但在学生们的眼里，王老师总是那么精力充沛。我住在洪楼的研究生宿舍，离外院的办公楼不远。晚饭后，常有到旁边的体育场散步的习惯。路过外院的时候，二楼王老师那间办公室的灯总是亮着的，即便周末也是如此。对于很多学生而言，午休是必不可少的。中午要是不睡上半个小时，就能为下午的倦怠找到合适的借口。然而，印象中王老师似乎没有午休的习惯，因为我们好几次的小组讨论都是在中午进行的。当偶有同学抱怨压力太大晚上睡眠不好的时候，王老师常说，“那是不够劳累的缘故！”我对这句话深有感受。在读博前，我偶尔也会失眠。博士毕业后，我发现失眠居然消失了，自己也能做到“倒下就睡”。这大概与修改博士论文那段时间的劳累有关吧。读博能够治失眠，这算不算读博的一个“副作用”？细细想来，老师说的那句话其实就是治愈失眠的最佳“处方”。现在，但凡身边有学生或者同事抱怨失眠的时候，我也常常将这个学来的“处方”开给他们。

我对王老师的另一个印象是“严格”。这一点，相信王门弟子皆有同感。入学第二年，正值外院承办的“第十二届国际二语写作研讨会”在山大举行，这是发端于1998年的国际二语写作研讨会首次在中国大陆举行，足见导师及山大外院在国际二语写作研究领域的影响力。老师所有在读的研究生基本都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我们分成了几个小组、分工合作，提前一年就开始会议的筹备。这次会议还举行了国内首个二语写作学术刊物《英语写作与研究》的发刊仪式。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老师让我参与了首期论文的编辑工作。在编辑工作过程中，我首次体会到了老师的“严格”。小到一个标点符号、错别字、排版格式、引用格式，大到文章中涉及的理论和观点，老师都要求严格审读，不能有半点疏漏。于我而言，说是编辑，倒不如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更为恰当。正是这次编辑工作，让我真正认识到学术写作的特点和要求，也让我认识到老师的良苦用心。这次会议最终圆满举行，受到国内外参会者的好评。我想，如果没有老师的严格要求，决然达不到这样的效果。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经历，也让我熟悉了举办学术会议的各个程序和流程。回到工作单位后，我协助组织了几次学术会议和培训会议，最终都圆满完成，这与我在山大外院的这段经历是分不开的。即便是一些细节要求，比如茶歇所用的水果最好买带皮的香蕉、橘子等这样的经验，我也是从王老师那里“偷学”来的。

深刻体会到王老师的“严格”，是在后来的论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读博之前，我已经在一所地方高校工作了十余年，但一直找不到学术研究的门径。虽然发表过几篇论文，也只限于一般期刊，从未在外语类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除了一个校级课题以外，也没有主持过像样的课题。读博期间，我先后在外语类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初步探寻到学术研究和发表的一些门道。同时，还成功申报了一个国家民委的教改课题、一个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和两个教育厅的课题，实现了个人学术研究的小小突破。为什么读博前后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外人只看成果，而唯有自己知道，如果没有老师的严格要求，要取得这些进步是断然不可能的。每次论文写好后，我都会先发给老师审阅。尽管王老师工作繁忙，但我总能及时收到王老师的反馈，而且每次反馈一定有密密麻麻的批注与注释。从论文的框架结构、研究设计，到文字表述和引证文献的参考格式，王老师都会一一挑出问题所在，并提出修改建议。每次提交论文之前，心中总是满怀即忐忑、又渴求的复杂心情。忐忑是因为担心又会被老师“痛批”一顿，渴求是因为即便明知会被“痛批”，却知道这是让文章变好的唯一良药，虽苦但却有效。后来申报教育部课题时，我的申报书也是经过王老师的多轮修改。没有这剂苦口良药，课题申报肯定是不可能成功的。毕业后，偶尔从电脑里翻出老师曾经修改的论文，依然能够体会到王老师对学术研究的“严要求”。我现在指导硕士研究生，也把王老师曾经对我的严格要求转移到了自己的学生身上，也习惯在学生的论文上进行密密麻麻的批注和注释。

正是因为老师的严格要求，虽经历一些挫折，但自己最终还是顺利的完成了学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自己心里很平静。曾经经历过的煎熬、彷徨、苦闷，在那一刻都变成了回忆和感激。感谢山大外院接纳我这位愚钝的学生！感谢老师一直以来的鞭策与鼓励。对老师的感激，不会因毕业而减少半分，反而因时间的流逝而越发的浓厚。毕业后常感遗憾的是，能够得到老师谆谆教诲，耳提面授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导师的好只有毕业之后才知道”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