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康复后回到家，很快又变成工作狂，一如往常。在我与先生朝夕相处的两年时光里，先生那种治学严谨、孜孜以求的学术斗志深深地影响和震撼着我。我如期完成了先生交给我的词典编撰任务，还应先生的安排，翻译了一本现为日本艺术院会员(相当于文科院士)的著名作家津村节子先生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是纯文学作品，耗费了我不少精力，却没有译好。1988年8月，有位日本朋友为我提供机会去日本留学，我和先生商量后，决定去日本深造。离开山大前一天，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去先生家辞别，先生嘱咐我到日本后要好好用功，学到真正的本领，将来回归祖国，回报社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则希望先生多保重身体，劳逸结合，不要过于劳累。我把遵从先生嘱托翻译的长篇小说的译稿交给先生，请先生校改。这部纯文学作品，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有点力不从心，尤其是当时还谈不上文学修养，可以想象难度非常之大。先生后来为我牺牲了许多宝贵时间，对我的译稿逐一进行校改，几乎是重译一遍，最后又经先生推荐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不成熟的稚嫩的作品得以出版，完全是仰仗恩师金中先生的大力提携和无私奉献。直到今天，我都怀着感激的心情，缅怀先生对我的教诲和栽培，勉励自己今后在文学翻译方面要做出一些成绩来，以回报先生的栽培之恩。

这年八月下旬，经两位在青岛工作的山大校友帮助，我从青岛搭乘远洋货轮离开祖国，前往日本东京。经过四天三夜的航行，凭有效证件在东京品川区的大井码头顺路登陆，揭开了为期久远的旅日生活的第一章。等安顿下来后，我就给先生寄去一封长信，向他汇报学业进展状况，告诉他我已适应当地生活，请他放心，并请他多保重身体。不久收到先生回信，先生嘱咐我要顺利完成学业，对日本社会要多观察、多思考，多体验，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先生还主动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交给我的日本指导教授。先生向指导教授介绍我的情况，把他自己的学生大大地“吹捧”了一番。我和先生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后来用电话联系，十年前还用电子邮件联系过。其间回国时，我就去济南探望先生。

记得有段时间，我为了撰写五十余万字的学位论文，有五年时间没有回国。在此期间，先生和师母应日本朋友邀请去日本休假旅行三个月，住在千叶县市川市。我一有时间就给先生和师母打电话，问候他们的生活，约定时间去他们下榻的地方，陪他们外出买东西，散步，聊天儿，有时也宴请他们。先生精神矍铄，身体尚好，饭后茶余，也珍惜时间坚持写作。有一天，我辞行，先生坚持散步送我到车站，师生俩且走且说，途径一家寿司店，先生说日本的寿司好吃，我迅即走进店里想给先生买几盒，先生赶忙阻止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啊！我说：您喜欢吃寿司，给您买两盒不行吗？先生说那就要一盒，我说多买几盒。寿司店老板在一旁微笑着，看我们师徒俩争执不下，最后还是先生得胜，就买了一盒。以我当时的经济条件，多买几盒寿司，不算什么负担。另从精神层面说，我想聊表敬意，希望先生旅日期间精神愉快，心情舒畅。先生可能觉得日本的物价偏高，怕因此而影响我的生活。看得出，他为自己的学生着想，很体谅自己的学生。

我于2001年春天离开国立富山大学，前往国立师范大学执教，生活终于安定下来。第二年春天，先生联系我回母校讲学，顺便回母校看看。到达济南之日，获悉先生因病临时住进了山大医院，我赶到二楼病房时，先生正躺在病床上打点滴，师母见我来到，便对先生说：时卫国看你来啦！先生听到后，一动也不能动地躺在病床上，眼睛注视着天花板，音量很高地喊道：“时卫国，你不愧为我的学生！”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先生可能认为自己的学生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异邦打拼，最终在国立大学谋到一个终身教授职位，没辜负他的期望，没有给他丢脸。师母高兴地说，时卫国回来了，金先生就精神了，今晚就可以出院了。在征得大夫许可后，我和师母搀扶着先生，乘出租车回到他们五宿舍的家里。

我从2003年春天起，经高新老师介绍，开始与山大国际教育学院合作办学，每年二、三月份，率领自己所在大学的日本学生来山大进修汉语。这样就使我有机会回到母校，看望老师，同时亲身体验母校近年来的高速发展。往年一般是把学生安顿好之后，我就带上由日购得的小礼物，再买点水果或营养品什么的，去看望先生和师母。先生每次见到我都很高兴，垂问我的近况，关注我的事业发展。再后来，看到先生家请了保姆照顾先生的饮食起居，先生坐着轮椅散步、晒太阳。后来竟有些认不出我来了，经师母反复提醒，才勉强明白，看着我，寡言少语，若有所思。先生虽与以前大不相同，但气色不错，只是说话很少。想必是阿尔茨海默病所致吧。

2008年3月上旬，我率领学生从上海入境，经苏州、扬州、徐州，边旅游，边北上，五天后到达济南。第二天傍晚，参加国际教育学院为日本学生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场的几位老师问我下一步时间安排，我说明天上午学生们上课后，就去五宿舍探望金先生。一位老师说，金先生前几天去世了，昨天刚办完葬礼。我听到噩耗，顿时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回校途中，我曾遐想着自己与先生见面时的情景，不料却咫尺天涯，不得再见……冷静下来之后，我向老师打听济南市的香仪标准。次日上午，我怀着异常悲痛的心情见到师母，当即向先生的遗骨和遗像行三鞠躬礼，默默地祈祷先生安息，并以济南市的最高标准献上香仪，泪眼朦胧地静听师母讲述先生去世经过，然后拜读先生的遗嘱。说实话，先生的突然离去，对我打击很大，一是完全出乎预料，二是失之交臂，没能和先生见最后一面，殊觉遗憾。作为学生，谁都衷心祝愿老师健康长寿，尤其希望老师能看到自己不断地取得新的成绩，同时都希望老师能从精神方面守护自己。先生虽已仙逝，但他的音容笑貌和作为翻译家的形象却深深镌刻在我脑海之中。先生在精神上未曾与我间隔分离，先生对事业执著追求的精神及其著作浩瀚的业绩也始终在影响着我，激励着我去追寻、去探索。

先生自学成材，语言天赋好，通晓多种外语，精通日语，来山大前还曾教过英语、俄语等，且多才多艺，擅长唱歌和书法。他嗓音浑厚、优美，唱歌时声情并茂，尤其擅长用男高音演唱外国歌曲。记得四年级上半学期快要结束时，大约是在元旦前夕，全班在301大教室组织新年联欢会(或者叫忘年会兼新年会)，邀请先生和其他老师参加。先生来到会场，在指定位置落座后，他左顾右盼，喊我的名字，让我坐到他旁边，可能觉得这样说话方便。会场气氛热烈，酒酣耳热之际，晚会主持者邀请先生给大家唱一首歌，先生欣然应诺，站起来，揩了揩嘴巴，兴致勃勃地唱了两首流行歌曲。唱毕，掌声雷动。大家欢欣鼓舞，先生余兴未尽，又唱了两首俄语歌曲，大家虽不懂歌词，但先生浑厚、优美的嗓音征服了所有在场的人。著名作家、翻译家陈喜儒先生也曾多次向我说起先生曾在日本文学研究会联欢会上，为大家献唱俄语歌曲而受人称赞的情景。先生的好友史若平先生曾说过，金先生的歌声嘹亮，唱腔优美，不亚于专业歌手的水准。先生不光在大众场合有所表现，有时他自己一个人研究累了，或闲暇之际，也会随口哼上几句。先生作为翻译家，长年耕耘在家，很少外出参加活动。他唱歌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自娱自乐。

先生在书法方面也颇有造诣，擅长行书和草书，挥洒自如，文如其人。板书也极漂亮，很有特点。记得有一次先生上完课，心血来潮，让学生下周准备宣纸，他要给大家写几幅字，以资鼓励。一周后，先生说老夫要发少年狂，泼墨挥毫，为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全班学生每人书写一幅字。大家簇拥在先生身边，注视着先生运笔，期待着先生给自己提笔留念。我侍立一侧，为先生研墨，先生赠给我的字是“风华正茂”四字。有的同学站在先生右侧，靠得极近，先生也不加提醒，书写带捺的字运笔时，用力甚大，会把站在右侧的同学撞出老远，促使站在先生右侧的同学，尽量远离。但是没过多久，同学们忘记了先前的撞击，又兴致勃勃地簇拥到先生身边，先生又似故意非故意地将其撞飞，有时会把好几个同学一起撞飞……在这般师生融洽的气氛中，老师惬意，学生高兴。先生每写完几幅字，就停下来稍息，提笔而立，为之四顾，踌躇满志，陶醉其中。这也是金先生兴致高涨时所流露出的真性情的一面，更是先生自喻“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真实写照。

先生上课时，有时威仪凛凛，不苟言笑；有时则谈吐幽默，喜形于色。讲到某个词语时，先生会以自己的理解绘声绘色地加以讲解，语言诙谐生动，描述形象逼真，饶有趣味，令人忍俊不禁。经常有学生问“先生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先生便风趣地回答：“美国加里顿(家里蹲)大学。”说罢，便引起哄堂大笑。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上课时如果发现学生不专心听讲，或私下看报纸，他就会当场呵斥，有时是恨铁不成钢，也会发脾气。先生对学生严格要求，体现出先生作为教师对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崇高的道义感。常言道，严师出高徒。当年沐浴过先生教泽的山大学子们走上社会后，在国内外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做出了显著的业绩，成为所在单位的学术骨干和业界精英。先生的谆谆教诲化作春雨，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子们。

有时学生问先生问题，先生耐心解答，过了下课时间也不介意。有时眼看就要错过午饭时间，先生就叫上三、四个学生一起去洪家楼的饭店用餐。一边吃饭，一边交谈。有时他怕师母担心，就先去办公室往家里打个电话，告诉师母他要和学生们一起用餐。先生很关心我，见我不在时，就问别的同学我为什么没来。看得出先生很愿意和学生们待在一起，谈谈文学，聊聊人生，听听学生们的理想和对未来的向往。这时候，先生就一改上课时的严肃，变得很随和，很容易接近。大家说说笑笑，感到轻松愉快，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每次都是先生花钱请我们吃饭，我们都觉得很过意不去。

作为金先生的爱徒，写到此处，我感慨良多：山大生源好，学生素质也较高，易于培养，关键是能否聘到名师。惟有卓越的老师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弟子。如今要提升学科地位就需要在延聘名师方面下足功夫。常言道，有什么师傅，就有什么徒弟。尽管我尚未做出任何成就，但我仍为自己能够在山大求学时师事金中先生这样杰出的名师感到自豪。也正是因为先生给过我较大影响，才使得我在治学道路上总是去追寻自己的目标。我永远感谢先生给予我的关怀和提携，在今后的岁月中定不辜负先生的教诲，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学术追求。

——选自《山东大学报》2016年10月27日版，作者为山东大学日语专业1982级本科生，时任日本国立爱知教育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现任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