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中先生（1926—2008），原名章世菁，浙江宁波人。原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著名的日本文学翻译家，著名的文学评论家。1978年金中先生调山东大学执教，曾任山东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顾问，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理事等职。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著有《破碎的山河》、《风中芦苇》、《人墙》、《活着的士兵》、《青春的蹉跎》、《骨肉至亲》等30余部。专著《日汉成语谚语辞典》获1992年山东社会科学三等奖。
　　金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日本文学翻译家，一生勤奋治学，著作等身。他以流畅的译笔、平实的表述享誉日本文学翻译界，并受到日本学术同仁的肯定。我曾于1982年至1986年在山东大学外文系 (现为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求学，有幸亲身领悟了金先生的博学多才与妙趣横生。他是对我成长颇有影响的恩师，他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的眼前浮现……2016年1月1日正值恩师金中先生九十诞辰，特写此文以示纪念。
　　我和先生相识在1984年春季开学不久。当时，我读大二，听高年级同学说，先生1978年调入山东大学，主要担任三年级的文学翻译课，他以忘我的治学精神潜心治学，焚膏继晷地从事译述，每年都推出多部译著，因而在很短时间内声名鹊起，社会影响很大，深得广大读者和翻译界同仁的好评。我出于对先生的仰慕和迅速提高自身翻译水平的迫切愿望，不待一年后再聆听教诲，径直奔先生家而去，直面先生请教文学翻译知识。我将精读课文中的日语散文译成中文，誊写在没有格子限制的稿纸背面，持稿进入山东大学新校（现山东大学中心校区）路南侧家属院的先生家。记得时间大约是下午三点左右，待自报姓名说明来意后，师母董亚君老师把我领进客厅，不一会儿，师母便搀扶着刚刚午睡起来的先生晃晃悠悠地出现了。我一瞧先生：身材中等，额头宽宽，戴一副宽边眼镜，目光炯炯，如炬明亮，说话夹带南方口音，表情严肃……可能是因午间浓睡刚起，走路竟有点踉踉跄跄，若无师母搀扶，或许会摔跟头———这就是我仰慕已久的大名鼎鼎的文学翻译家金中先生！
　　先生在椅子上坐定，先问了我姓名，又问为何而来，我据实以报，说翻译了一篇文章，烦请先生指教，并把译稿呈上。先生接过译稿一看，当即厉声说：“你为何不用稿纸正面而用反面？我眼睛不好，字写这么小，怎能看得清，太不尊重人啦！”我回答：“为了节省稿纸，没用稿纸正面，很对不起，请先生原谅。”，先生语气缓和下来：“你要是找个名家给你看稿，人家可能不给你看。”我说：“先生就是名家，务请先生海涵。”先生说：“好吧，两周后来取稿。”我郑重地道谢后，歉疚地离去。
　　两周后，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往先生家，可以说既兴奋又紧张，他对我的译稿会作何评价呢？先生见我入家，早有准备地从抽屉里取出译稿递给我，说：“我在后面有评语，你看一下！”我接过译稿来一看，先生用红笔对译文做了仔细的校改，并有附注，每张稿纸都被改得通红，变成了大花脸，我顿时感到脸上火辣辣的，最后的几行评语吸引了我的目光：“译稿生硬，晦涩，遣词不严谨，有乱造生词之嫌，不符合汉语规范，雕琢痕迹过于明显，行文不够流畅，许多地方还需要反复推敲，要紧扣原文，切忌望文生义。……不过你对日语原文的理解还是正确的。”我看完评语，感慨良多：一个年轻气盛、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能有什么文采呢？我知道自己还差得很远，但很庆幸先生没有一棍子把我打死！“你对日语原文的理解还是正确的”这句话，正是先生对我的肯定和鼓励！最后，先生和颜悦色地说：“小伙子，我对你印象不错，以后翻译了文章再拿给我看。”我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毕恭毕敬地向先生道别，沿着煤厂旁边的小路，飞快地穿越新校校园，回到洪家楼学生宿舍。尔后静下心来，捧着先生校改的译稿反复推敲，仔细揣摩先生的评语。几天后，我遵照先生嘱咐，对原译稿进行彻底校改、加工和润色，并投寄给山东大学校报内部刊物《稚虬》。过了很久，编辑部一位高老师托人传话：译稿可以采用，还需再作修改。修改后又交编辑部……这不过是我漫漫学术生涯道旁的一朵小花。
　　我读大三时，先生去青岛大学执教一年，没在山东大学上课。到了大四，先生终于回来了。记得四年级学生和三年级学生一起上先生的翻译课。先生备课认真，讲课有条理，不时穿插笑话，谈吐幽默风趣，颇有文人气概。我除了认真听课，按要求提交作业外，还选译一些散文，反复修改后，请先生赐教。有一次，我译了两篇散文，先生略作修改后让我誊清，连同他写的推荐信一起投寄给东北地区某大学的一家专业刊物。不久，该杂志主编给先生来信，说决定采用其中一篇。先生十分高兴，随即在班上宣读此信，并说自己学生的文章能发表，比自己发表一篇文章还要高兴。由此可见，先生崇尚学术、惠及后人的赤心。
　　寒假返校后，我去先生家表示想报考其他大学的研究生。当时山东大学还没招研究生，先生说他很快就要招收研究生，希望我先留校，然后再报考他的研究生。我以为先生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第二天，他拿着一封致校领导的推荐信来找我，让我看后寄走。推荐信的大致内容是：我有一个学生非常刻苦，翻译了几篇文章，经我推荐被采用，杂志社的主编们让我好好培养这个年轻人，希望校领导想方设法把这个年轻人留下来。我看完信后，不觉泪湿眼眶：先生对一个学生如此肯定，令我惶恐和感动，也感到十分意外。当时山东大学分管文科的副校长乔幼梅先生给先生复信：学校决定留下这个年轻人，请金先生放心。就这样，我被留在了山东大学任教，获得了良好、稳定的治学环境，对我日后的发展影响极大。时隔多年之后，每每回忆起这段经历，总对两位师长充满感激之情。日后有些许成就，与这两位师长的栽培和提携是分不开的。
　　1986年秋天，我开始担任山东大学公共外语日语老师，在相关科系讲授公外日语，住在洪家楼校区西门外北侧的教工宿舍。教师返校后，家人让我带着朋友赠送的几瓶青岛啤酒去先生家，回馈老师的栽培之恩，聊表谢意。当时青岛啤酒市面供应量少，是稀缺物品。先生见了，很不高兴，说他不喜酒、不喝酒，坚决不收。在我的一再坚持下，先生才勉强收下，并严肃地声明：下不为例。随后，先生给我布置科研任务，让我参加一个词典的编写，并慷慨解囊，拿出二百元钱让我买辆自行车，便于在新校和老校（现山东大学洪家楼校区）之间往返。当时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尚未领到薪资，先生和师母体谅我的处境，关心我的生活，这二百元钱相当于我当时两个月的薪酬，我觉得先生的这份心意太重，实在难以接受，便再三婉拒。但师命不可违，恭敬不如从命，我购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骑车往返于新校和老校之间，全力以赴投入教学、编纂和研究。
　　先生是工作狂，每天坚持译三千到五千字的文章，非常繁忙。当时电脑尚未普及，主要靠手工操作。先生译述已臻完美，译笔流畅，文字讲究，可以用“炉火纯青”一词来予以形容。有时一年出版四五部长篇小说，成为我国日本文学翻译界为数不多的多产翻译家。先生主要翻译著名社会派作家石川达三的作品，另外还译介著名作家广津和郎、井上靖、松本清张、渡边淳一、津村节子等人的作品。由于先生在翻译方面的杰出成就，被日本文学研究会增补为副会长。因为有金中先生的存在，山东大学在日本文学翻译方面的地位很高。
　　在我与先生相处的日子里，先生每出一书，就送我一本，并署名留念。阅读先生的作品，总给人留下“这是真正的翻译作品”的印象，能让人领悟到文学翻译的真谛。他的翻译风格是文笔流畅，如行云流水，自然平实，没有雕琢的痕迹和翻译腔调。他翻译小说一般是看着原文，直接用钢笔把译文写到稿纸上，一次成型，一气呵成，较少修改。但因他视力不佳，有时行间不均或字迹模糊，则需要重抄誊清，我就帮忙做这事情。基本上一周去他家一次，有话则说，无话则回；有事则做，无事则返。时常汇报科研进展状况，遇难题随时请教。有时帮誊稿件，有时按先生要求，把长篇译稿直接送到当地出版社编辑手中。
　　后来，先生与师母搬家至新校东南角24号楼六楼西户，先生打趣称“住东南亚”。到十月底，需从煤厂买批量蜂窝煤以越冬，煤厂只把蜂窝煤送到楼下，不往楼上送，先生年老体衰，无法挑此重担。当时的我二十四五岁，年轻力壮，也很愿意为老师做点事儿，就跟师母说，您来指挥，由我来搬煤。不多时，我就把五六百斤蜂窝煤搬上了六楼。记得六楼东户的老师外出买东西，买完归来，兴奋地冲我称赞：小伙子，你真厉害！五六百斤蜂窝煤一会儿就搬完了。我们全家人也要搬很长的时间，你一个人能干这么快？现在想来，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一鼓作气的干劲，应当是师生情分的鼓舞吧。
　　先生有糖尿病，体质较差，常因感冒引起并发症，需要住院治疗，一年住好几次院，短时三五天，长则一两个月。记得有几次是夏季，先生住进济南市中心医院急诊室，白天由师母陪伴，晚上由我陪侍。我下午或晚上上完课，吃点东西，就从新校或老校骑车去医院。刚开始，几个大夫以为我是先生的家属，当得知我是他的学生时，都感到惊讶，看到我们师生关系融洽，也很羡慕。说是陪侍，也不过是陪先生说说话、聊聊天儿而已。先生夜间解手时，搀扶他去洗手间。也有时先生一觉醒来，大脑清醒，便口述文章，让我备纸笔录，如一篇在《文学报》上刊发的文章，就是先生在病床上口述，由我记录并代为投稿的。有些给出版社和作家协会的信件也是他口述、我笔录并代为投寄的。我伺奉在先生身边，虽说帮不上什么大忙，但看得出来，先生是很高兴的。
　　我赴日多年后，与先生师母晤面，师母说金先生后来一住院就提到你，说原先住院都是时卫国陪护我。金先生也经常回忆起这段往事。

——选自《山东大学报》2016年9月28日版，作者为山东大学日语专业1982级本科生，时任日本国立爱知教育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现任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