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富恒先生
山东大学已故老校长吴富恒教授,不仅是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而且是国内外闻名遐迩的美国文学研究专家,是我国当代美国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为推动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卓尔不群的贡献,正如哈佛大学校长德莱克·勃布(Derek Bob,1930-)在1982年哈佛大学346周年校庆讲话中提到的:“1978年以来,中国山东大学校长吴富恒为复兴‘文革’后的大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吴一直促进和国外大学教育交流,特别是和美国文学文化界学者的交流。”他还借一位学者之口说,吴富恒是“一位德高望重,在中国极大地推进了学术研究的人”。
一、成功之路
吴富恒于1911年3月18日出生于河北省滦县一个书香门第、教育世家。吴富恒的祖父吴会隆是清末副贡,父亲吴凤苞是廪生秀才。他们没有地产,世代以教书为生。吴富恒从小受到父辈的影响,受到儒家教义的薰沐。他自幼熟读诗书,热爱中国古典哲学,深受孙中山的“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等思想影响,使他从童年时代起,心中就有了朦胧的国家忧患意识和爱国求新的思想。1919年,他只有8岁,就在五四运动的游行队伍中,跟着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列强”的口号。
吴富恒6岁时,祖父逝世,父亲病魔缠身,家庭经济拮据,他在逆境中进入了洋学堂,开始了学习生活。他学习刻苦认真,成绩优秀,得到了舅父的器重和经济资助,考入了天津扶教中学。初中毕业后,又到北京读高中。北京是文化古都,也是一个充满新思想的天地。这位从小县城来的少年大开眼界,如饥似渴地接受了新思想,涉猎了新时代的文学作品,熟识了鲁迅、茅盾、冰心、郭沫若、成仿吾等一大批“五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使他的思想不断地得到升华。
吴富恒深受家庭传统影响,感到教育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性,立志继承父业走教育救国之路,于1929年毅然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他在两年预科和四年本科的学习过程中,不仅阅读了乔叟、莎士比亚等人的传世之作,也阅读了《铁流》等有“革命”思想的作品,使他的学术思想得到了丰富。他于1935年毕业留校,在师大附中任英语教师。他多年的愿望得到实现,也从此跟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
吴富恒潜心于英语教学工作,并进行学术探讨,参加了英语教学组织的“正字学会”活动,有幸结识了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著名学者瑞恰慈(I.A.Richards 1893~1979)教授,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北京被日本占领后,吴富恒经天津到达了昆明,跟几位教授共同创建了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任教务主任,兼任英语教师。1940年夏天,吴富恒受到正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瑞恰慈教授的推荐,获得了美国“洛式基金会”奖学金。他漂洋过海,负笈远游,抵达波士顿,在哈佛大学开始了留学生活。他在教育学院注册,导师瑞恰慈教授是一位文学理论家,代表作《文学批评原理》(The Principle of Literary Criticism,1925)和《实践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1929)等在英美文学界颇有影响。他对吴富恒在文学理论方面的熏陶是不言而喻的。
吴富恒与瑞恰慈
1941年下半年,吴富恒获得了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正在日本铁蹄的蹂躏之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吴富恒的心始终和祖国相连,他义无反顾地放弃了继续读博士的机会,决定回国。1942年,他乘外轮辗转印尼、缅甸等国回到昆明,在云南大学任教授,后创办了英文系,任系主任,讲授英国文学和文艺批评等课程。吴富恒与楚图南、吴晗等进步人士过从甚密,跟昆明高校19位教授联名写信,要求国民党顺从民意,真诚跟共产党联合抗日。1946年4月,他经吴晗和周新民介绍,加入了民盟,积极参加反蒋进步活动对国民党杀害李公朴和闻一多极端愤慨。因此,他也遭受了国民党专制政府对其逮捕杀害的恐吓威胁。
1947年1月,吴富恒离开了昆明,到达上海。时任中共上海工委书记的华岗介绍他到山东解放区工作。他于当年3月搭承联合国救济总署运货船到达了烟台解放区,在外事办工作,担任英文报纸《芝罘新闻》副总编。在此期间,吴富恒跟陆凡女士喜结良缘,成为终身伴侣。不久,国民党军队进攻胶东,吴富恒夫妇随外事办转移到乳山县一个海边小村,穿农民衣,吃农家饭,干庄稼活。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段崭新的人生历程。
1948年9月,吴富恒跟随李澄之先生来到济南,成为济南军管会文教组成员,任高教组副组长。随后,到华东大学工作,任文学院教授、文艺系和文学系主任,兼任校文工团团长。1950年冬,华大迁往青岛,并入山东大学。吴富恒任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系主任,给中文系学生讲文艺学,给外文系学生讲英国文学名著选读。1952年后,吴富恒任教务长。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经受了考验,于1955年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8年,山东大学迁至济南。翌年,吴富恒担任了副校长,协助成仿吾校长在完善山东大学的教学科研体制方面做了大量具体有效的工作,使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科重建了政治系,恢复了1957年被停办的外文系,创办了美国文学研究室和俄苏文学研究室;理科建立了晶体、磁学、计算机等多门新学科,使文理学科都有了较快的发展。
吴富恒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但他依然矢志不渝,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在“文革”结束后迎来了报效国家的历史机遇。1977年8月,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翌年3月又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6月,吴富恒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兼校党委副书记。这为他提供了一个全面施展自己才能的平台,使遭受“文革”严重摧残的山东大学有了全面复苏的新契机。学校规模在不断扩大,有16个系、38个专业,学生人数已近万人。教师队伍在扩大,科研机构在增加。吴富恒校长兼任文史哲研究所的所长和《文史哲》杂志编委会主任,使山东大学在学术界的威望与日俱增。
吴富恒任校长期间,特别重视中外校级学术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他多次率团出国考察西方大学教学与学术研究,也邀请了不同国家的多个高校代表团访问山大,跟哈佛大学、匹兹堡大学、印第安纳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里贾纳大学、山口大学等多所国外大学建立了“姊妹”学校关系,促进了相互学术交流,提高了山东大学教师的学术水平,提高了山东大学在国际上的声誉,同时也提高了吴富恒在国际教育界的影响和威望。1982年6月10日,吴富恒由于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所作出的杰出成就,被他的母校美国最负盛名的哈佛大学授予了“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从1942年吴富恒离开哈佛大学回国参加抗战,到1982年回到哈佛大学接受这一荣誉学位,整整四十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如在哈佛大学授予吴富恒法学博士证书的证词中提到的:“在危险的年代里,这个爱国教育家(吴富恒)坚持标榜教育和学术,把它作为建设一个极大的、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的基础。”这里充分肯定了吴富恒为中国的革命和教育事业所作出的卓著贡献。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做大学校长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也是第一个荣膺哈佛大学荣誉法学博士的中国学者。身着中山装的吴富恒先生,到美国哈佛大学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证书,为山东大学,为中国学者赢得了无上的荣誉和尊严,这也是他奋斗一生获得极大成功的佐证。
吴富恒教授在哈佛大学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证书
作者: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原院长 郭继德教授
摘自《吴富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