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外院-四十八载的梦萦魂牵

1972级校友 魏礼庆

今年九月正值山大外院90周年华诞，王俊菊院长让我写点东西。承蒙王院长的信任和鼓励，想到令我魂牵梦萦的七号楼，兴奋和激动如楼前的紫丁香，紫霞满天、浓香四溢。“溪水流向海洋，浪花返回故土”，作为曾在外院学习工作的一员，对外院的思念和情怀可想而知，不亚于儿女对家乡，游子对故土。但是杨絮柳絮般铺天盖地的新冠疫情凌乱了丁香结般的思绪，宅家的闲牵束缚了想象，直到今天，4月14日，我进入山大外院的日子，思绪和记忆才从疫情中苏醒，思念和牵挂摇醒那颗宅居的心。

从工字楼到七号楼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四日，告别相依为命的牛棚、依依不舍的父老乡亲，走进山东大学。一排排白杨身着滴翠绿装列队向我们致意，一阵阵“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歌声随风荡漾、沁人心扉，老师和同学的笑容如十里春风、永生难忘。蓦然回首，艰辛而又快乐的童年、文化断奶的年少、牛马为伍的青春，都化作云烟。

看到“山东大学”校名，想起毛泽东给高亨先生的回信和高先生的诗句“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校园散步，经常遇见陆侃如、冯沅君、高亨、高兰、萧涤非等一批名冠中外的文学大家。外院在“工”楼—学校标志性建筑。寂寞多年的建筑、搁置多年的教室顿时有了生气、有了人气，楼前的丁香、不远处的紫藤见证了年轻学子披星戴月、为国争光的时光，目睹了工农兵学员为了“上、管、改”而放弃的节假日。七二级英语专业六个班125人，三个男生班、三个女生班，进进出出两道不同的风景线。每当夏收秋收，两道风景合二为一，重组后的班级一边是谦谦君子，一边是玫瑰含羞，并没有想象中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山大从济南迁到曲阜没几年，老师有些“身在曹营心在汉”。曲阜像只落败的凤凰，尘土掩映着昔日的荣光，“三孔”杂草丛生、断壁残垣、不忍多看。我们经常在“三孔”的赑屃上学外语，读英文，在批判“克己复礼”的同时，也体会到“修齐治平”。学院的设备、师资、图书资料有些过时，外文书刊借阅受到限制，《灵格风》成为唯一的宝典。偶尔看一两部外语电影，《卖花姑娘》让大家泪湿衣襟。禾苗干旱时祈雨，知识枯竭时求进。作为经历过苦难、碎落过年华的农村孩子，心无旁骛、以勤补拙，少一份诱惑，多一份求索。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荣兴老师，个子瘦小、话语不多，一旦进入教室，讲台就是舞台，眼睛就是灯塔，一下子把我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起来，把我们的想象力激发出来。他经常提醒我们，发音准不准关键在口型和舌尖与牙龈的部位，不要怕羞，要随身携带小镜子，对着镜子连口型。每次见到我就让我发4号音，那是我的短板，然后用拇指和食指作为口型的尺度指导我。那个小镜子、那种情景、那种情怀、那种精神深深感染着我，融化在我的记忆里。一生之中能遇恩师，就是学业的云梯，旅程的风帆，下自成蹊桃李不言。

一九七四年春节过后，外院从曲阜迁回济南，我们跟春天一起搬进了七号楼，从此七号楼成为我们的新剧、心灵的归宿。洪家楼校区有七座传统风格建筑，女士称之为“七仙女”，男士称之为“北斗七星”，无论从哪个角度，七号楼都是最漂亮的、最具特色的一座。她坐落在校园的西北角，左有小清河自东南方弯弯曲曲向北流去，西临运动场、北依一片树林和竹林、前拥偌大花园，是一个修身养性、读书研究的世外桃源。楼后的鸟鸣、楼前的花香、周围朗朗读书声，和一簇簇一对对入时的女生成为校园里靓丽的风景。从此七号楼周围也多了些人文气息、青春气息和徘徊的身影，少了些往日的静谧和悠闲。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走进七号楼，方知这里有众多海内外知名的教授学者，《格列佛游记》的译者张健、《乌有乡消息》和《萧伯纳传》的译者黄嘉德、“桃李遍天下、盛誉满神州”的教育家吴富恒、我国第一位获得哈佛大学荣誉法学博士。此外，这里还有我国首个“美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学者。听大师们讲课是一种熏陶，也是一种享受，让我们游离在知识的海洋、往返于东西方文化之间，透过封闭的中国看到了开放的世界。

到了省城济南，多了些诱惑：“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也多了些不便，每次到中心校区开会，排着长蛇一样的队伍，徒步20分钟才能到达。“小树林”成为山大校友灵魂的栖息地，最早就是个开大会的地方，这些诱惑成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与担当，成为我们胸怀天下、亲诚惠容的理想与抱负。这些不便，磨练了我们的身心和意志，激发了我们“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的壮志与雄心，激励着我们上下求索、永不言弃。

从学生到老师

一九七五年七月，我们毕业了。借着月光推算过各种可能，就是没有想到留校，更出乎意料的是成了七四级英语专业辅导员。三个班65个学生，一口一个老师叫着，心里说不出的不情愿、不自在，也有点不甘心。但“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而且必须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我只好暂时丢下外语，转变角色，读一些政工和管理方面的书，放下架子，本来也没架子，一天到晚跟同学们在一起，了解情况的我是辅导员，不了解情况的我就是个学生。

留校后我跟同学一起住进了七号楼，而且是一层向阳的房，从此七号楼成了我们的家。早晨小鸟的叫声和学生的晨读声把我叫醒，晚上树影借着月色在房间里摇曳，花香伴我入眠。窗外四季不败的花、花丛中流动的青春，让我感到园丁和辅导员的责任与使命。寝室也是办公室和会客室，一天到晚是可开放的。开放的办公室让我养成了清洁的习惯，了解到不同省市的方言和习惯以及思维方式，也使我体验到“为人师表”的不易。

送走七四级后不久，我成为七七级一班的老师。一班号称是尖子班，不少学生的英语水平在我之上。能够担任七七级尖子班的老师是领导对我的信任，一种荣誉也是一次磨炼。学院的老师和师姐都很关心我，有时跟我一起备课。为了上好每一节课，我查遍院校两个图书馆、提前预讲至少三遍，有时有些沾沾自喜，有时有些不尽人意。大家对我都很包容，但那一双双深邃求索的目光让我感到知识和修养的重要，学校是传道授业、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和参与地缘政治的殿堂，是成就梦想、成就理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摇篮，而老师是启发者、引导者、实践者。走进教室、走上讲台，让我感受到一支粉笔、三尺讲台的分量。在这个讲台上，就应该成为王荣兴那样的人，否则在人生的舞台上就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角。不经意间春花退去、露出青果满枝。一九七八年六月，我就要告别七号楼赴英留学了，此时此刻，更加感到七号楼对我生命的意义，她不仅教会了我如何学习、如何工作，还教会了我如何为人处世。这里的每一位恩师、每一位同事，包括一草一木，都是我成长的见证者、助力者，也都已融化在我的血液里。

一九八一年，当我再次回到母校，出人意料的走进了一号楼（学校办公楼），两座楼相距不远，有事无事到七号楼转转，找找当年的感觉。楼还是那座楼，花还是那些花，但老师变了，变得越来越年轻，甚至出现了许多洋面孔，学生们也变了，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洒脱飘逸、越来越成熟，心里涌起对时代、对学校和学院领导的感佩。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精神面貌和勃勃生机，让一个归来的游子感到宽慰，充满力量。

一九八九年八月，我打点行装赴澳大利亚常驻。我再次来到七号楼，上学时的情景、做辅导员的岁月、担任老师的自豪与自嘲，一件件、一桩桩、一幕幕如似昨天，模糊了视线。一位位恩师、一个个同学、一张张笑脸，化作回忆、化作牵记、化作动力，成为我航行的风帆。七号楼是我起飞的地方、灵魂的故乡，与我骨肉相连。再后来我到了京城、到了美利坚。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身在何处，七号楼撑起我生活和事业的一片天。

使馆荏苒，四十八年匆匆。回顾历史，外院已经走过九十年的光辉历程。无论工字楼、七号楼，都是山大外院、都是灵魂的港湾，无论青岛、曲阜、济南都是青春的摇篮。这里走出过多少外语人才、祖国建设的栋梁，这里走出过多少跨学科跨文化复合型人才，为中外关系做出了贡献，他们共同铸就了外院的辉煌。我们曾经是主人，现在成为客人和校友，但身份始终没有变，我们都是山大人、都是外院大家庭的一员。山大人是我们的标签，一碰一道闪电；外院，永不褪色的光环，让我们高山景行、梦萦魂牵。这里不仅代表着我们的昨天，也意味着我们的今天、预示着我们的明天。我们同呼吸、共命运，我们都是外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