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晚，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访问学者、美国维琴尼亚州立大学荣誉教授汪荣祖应邀做客东方文化大讲堂通识教育讲座暨“师说讲堂”，通过Zoom线上平台做了“陈寅恪及其中国史研究”的精彩演讲，来自山大校内外的众多师生远程聆听。
讲座由山东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特聘教授时卫国主持。他在开场时表明：本讲座是由外国语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等单位联袂举办的“迎校庆、扩视野、提素质、长才干”通识教育系列讲座第15期，也是“师说讲堂”第45期、“东方文化大讲堂”第26期。讲座得到了各学院领导和师生的倾情支持与全力配合，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山大外院党委常务副书记薛佩军首先致欢迎辞，他对汪荣祖教授躬身讲座表示诚挚感谢，对参与点评的各位嘉宾表示崇高敬意，对在线聆听的所有师生表示热烈欢迎。提示汪教授与山东大学联系紧密，前不久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在、过去和未来》的专论，其著作《史家陈寅恪传》，已经对陈寅恪的史学研究和生平做了较为全面的评述，今晚的讲座将会进一步拓宽师生的视野，加深对史学大家的认识和了解。
汪教授开讲后，结合丰富的图片和大量诗文，讲述了陈寅恪先生坎坷的人生经历及其对中国历史研究做出的杰出贡献。表明自己之所以对陈寅恪研究有兴趣，是因为自己在读书时偶然看到陈的文章，发现其文章并非简单复述史料，而是蕴含着令人耳目一新的深刻见解，以致兴趣愈加浓厚，进而写成了《史家陈寅恪传》一书。他还借机生情并茂地吟诵了书中的一首词——《蝶恋花》。
汪教授介绍到：陈先生留洋22年之久，做派不仅不捎带洋气，反有一些“遗少”味道，其根由是他早年经受了经典传统文化的熏陶，认同了所属的士人文人群体，养成了深厚的儒家价值观。其归国后经历坎坷，受战争因素影响颠沛流离。流亡西南后，先后在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任教。抗战末期，其眼疾加剧，双目失明，却因学术研究成果不菲而声名鹊起。
1946年重返清华园后，生活亦甚艰困。其人生最后的20年更是凄苦，先后遭遇了拔白旗运动、整风扩大会议以及身体骨折之痛。当然，身心的痛苦消磨不掉他坚强的意志，著述反而成为他排除肉体痛苦的慰藉，以至在75岁时完成《柳如是别传》。“文革”开始后，其身体与精神遭受双重创伤，终因心力衰竭与肠梗阻在1969年10月7日辞世。
汪教授还用生动的话语讲述了几位与陈密切相关的人物，包括其挚友王国维、吴宓，其最亲近的弟子蒋天枢（秉南）等。在讲到陈与郭沫若的关系时，表明两人虽在政治思想上泾渭分明，但在学术上仍有共通之处，比如陈称郭“为曹操、武则天翻案，其论点与己相似”。郭对陈“研究陈端生与《再生缘》”表现出浓厚兴趣与热情。如果这两位新旧史学权威不涉及意识形态方面，完全可以进行学术对话和交流。
汪教授在讲座后半程，重点介绍陈对中国史的研究成果。起初，陈重点研究西域和中亚史，后因抗战流亡，书籍云散而中断，研究重点则自塞外殊族转移到中国中古史，主要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与佛教史之研究。并将魏晋南北朝史论、陶潜的新自然说和对韩愈的重视这三点联系起来。陈还有两个有趣的考证：一是何处是桃园，二是狐臭与胡臭。 陈的主要著作有两本，分别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论述稿》。
最后，汪教授介绍他研究陈寅恪得出的三个结论：一是陈产生的疏离感与寂寞，不是来自于工业社会的后遗症，而是来自于传统社会崩解时所受到的心灵创伤；二，陈深受中国士族传统的影响，在社会变动的境况之下，承受压力，不动如山，以寻求个人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意谛”，不随俗谛起伏，不受俗谛制约；三，陈是现代中国史学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可与陈垣并称“史学二陈”。
时教授高度评价讲座，说汪教授对陈寅恪及其中国史研究的详解，让大家感慨万千。对我们深入了解一代史学大师的治学路径和研究思想大有裨益。讲座视野开阔，内涵丰富，涉猎广泛，妙趣横生，是一场别开生面、精彩纷呈的学术盛宴，特向汪教授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德华盛赞讲座，称自己深受启发，有着四个方面的体会：一是作为中国人，应该基本了解国史，并通过了解史学研究大家的生平、观念和著作，来加深对本国历史的感悟。二是我们不仅要了解陈寅恪等史学大家的研究成果，更应该去了解其精神世界和生活经历。三是中小学校的历史教育，不仅应宣传研究者得出的历史结论，还应引导学生去了解史学大家的人生故事。四是应当倡导大家共同学习陈寅恪等史学大家的求学精神，做博才多学之人。
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民俗研究》副主编刁统菊赞扬讲座内容丰富，使自己获益良多。之前自己读过陈的《柳如是别传》，但在其他方面对其并无深刻了解。这次聆听讲座，对陈寅恪的生平有了新认识。明白了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对人的学术研究和社会交往影响之深。
日本大学特聘教授、东日本汉语教师协会会长吴川表示，听了讲座，感触良多。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陈寅恪先生对“狐臭”与“胡臭”考证等这类历史语韵学知识，对于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颇具启发意义。关于文化的潜移默化，自己与孩子都有切身经历，希望海外华人、华侨在对子女进行教育时，不忘中华文化这条“根”。
鹿儿岛国际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战庆胜发表聆听感想：讲座内涵丰富，生动有趣，引人入胜，如沐春风。由此才知陈寅恪的“恪”读“que”，而不是“ke”。这等老前辈生于乱世，颇为不幸，空有抱负而不能付世。今天的和平环境来之不易，我们不能辜负先人打下的基础，要为振兴和提升中华文化做贡献。陈先生在接受西方教育之时，民族本位始终萦绕于怀，希望同学们在学好外语的同时，不忽视对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学习。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代国玺也高度评价讲座，说自己读本科时就读过《史家陈寅恪传》，今天聆听讲座，更是感触颇深。陈先生非常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奠定了中古史领域研究的一个范式。在制度史、文化史、政治史等领域内，他所问的问题，问问题的方法以及最后得出的结论，都奠定了后辈学者研究的框架。陈先生所作的考证主要还是集中于汉学。他的学问之广博是有目共睹的，但传世作品并不多，实在是学界的一大遗憾。
在接下来的交流环节，在线师生纷纷提问，汪教授不厌其烦地一一作答，尽显学者风范。点评专家与讲座专家的互动，交织着智慧的火花，强化了会场的学术氛围，令在线听众沉浸在分享的喜悦之中，流连忘返，使原定两学时的讲座持续了三个小时。
最后，时教授做简要总结，讲座在一片赞誉声中圆满落下帷幕。
讲座人简介：
汪荣祖，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访问学者，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章太炎黄侃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厦门大学终身荣誉讲座教授。从事近现代学术思想研究、圆明园研究及台湾史研究等，在美国维琴尼亚州立大学执教31年，荣获“荣休教授”称号。历任台湾中正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央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特邀教授等。出版学术著作24种，刊发论文和书评150多篇。代表作有《史传通说》、《史学九章》等。先后获全美研究图书馆联合会期刊“年度最佳学术著作之一”荣誉、维琴尼亚州立大学最高研究奖、维琴尼亚州社会科学院杰出学者奖等。
讲座题目：陈寅恪及其中国史研究
